《竹书纪年》背后隐藏着什么？我们认识的历史有多少是真的

今天我们来聊一部被认为是“颠覆”了历史的史书《竹书纪年》。

故事还要从一起盗墓案说起。

这起盗墓案发生在河南省卫辉市附近，但发生的时间却是在1700多年前的西晋年间。当时这个地方叫汲郡，汲郡有一个盗墓贼叫不准。

太康二年，即公元281年(也有记载是279年/ 280年)，不准像往常一样看准了一处墓穴，并且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对墓穴进行了盗掘。但是他一定没有想到，这次盗的这座墓，让他登上了中国最著名的盗墓贼榜单。

墓葬被盗之后，当地的官府前来调查。当官府的人来到现场时，墓内的财宝已经被不准洗劫一空。但是墓中却散落着大量的竹简，竹简上所刻的都是一些难以辨识的古文。

这些竹简有些已经残缺不全，有些还被不准当作火把给烧了，但是最终墓中还是出土了竹简数十车。就是这数十车竹简，让不准这个盗墓贼的名字被记录到了正史之中。

随后西晋政府派当时任中书监的荀勖与中书令和峤对残简进行了整理。

经过分析，这座墓是战国时期魏国第四任国君魏襄王的墓葬。魏襄王卒于公元前296年，也就是说，这些竹简已经在墓中存放了500多年。

最终整理得到古书十余部，合计有十万余字，其中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国语》、《易经》等书籍。由于这批古书出土于汲郡的古墓，所以被称为“汲冢书”。

众所周知，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而这批竹简因为被魏襄王带到了墓中而逃过此劫。所以就是在当时学者的眼中，它们也是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后来著名学者王国维还说道，自汉朝以来，中国学问上有三大发现，其中前两个就是孔壁古文和汲冢古书。

十几部古书当中，最具争议的就是《纪年》十三篇。它通篇以编年体成文，也就是按照年代顺序记录事件，所以整理者将其定名为《纪年》。又因为刻在竹简之上，所以又被称为《竹书》，后世则常称其为《竹书纪年》。

它记录的事件时间跨度上至黄帝，下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全书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五帝纪、夏纪、殷纪、周纪、晋纪、魏纪。

有朋友可能会问了，春秋有五霸，战国有七雄，然而《竹书纪年》为何只记载了晋国和三晋之一的魏国呢？

其实这也正说明了它的性质，因为它是一部战国时期魏国的官方史书。《竹书纪年》最初的定本一共有十三篇，西晋之后，虽然经历了东晋和南北朝，长达近三百年的战乱，但是《竹书纪年》非但没有遗失，反而在这个时期被大量引用。

到了隋唐时期，《竹书纪年》仍然是有完整的十三篇，可是到了宋朝，在最大的官方目录《崇文总目》中，已经没有关于《竹书纪年》的任何资料了。可奇怪的是，到了明末，《竹书纪年》又突然出现了，而且变成了十四卷。

从无到有，这其中必有蹊跷。

后来经过考证，实际上，《竹书纪年》在宋朝就已经失传了。明末突然出现的十四卷《纪年》，是后人伪造的。

时间来到清朝，虽然市面上有伪造的《竹书纪年》，但是清朝的学者也想看原版，那怎么办？

当时有一个学者叫朱右曾，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虽然原版的《竹书纪年》已经遗失了，但是在此之前，很多书籍都引用过《竹书纪年》的内容，这些书籍很多都还在呀。例如东晋的郭璞在注释《山海经》时，就曾经引用过《纪年》的内容。

于是他翻阅了大量的古籍，将这些从《纪年》中散落的文字一一抄录出来并加以整理。这虽然不能完整的还原《竹书纪年》，但是却让它复活了。

后来王国维、方诗铭等学者在朱右曾工作的基础上，又对其内容进行了增补，并将这本收集编撰而成的《纪年》定名为《古本竹书纪年》。对应的明末伪造的《纪年》，则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

虽然现在学者普遍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伪书，但这并不是说它记载的内容不真实。伪是相对于原版《竹书纪年》说的，所以这本伪书所记载的内容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是其价值与《古本竹书纪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可就是这样一本被当时的学者广泛采信、在当今学者看来又极具价值的史书，为何一经出世就饱受争议、后来竟然还遗失了呢？

原因就是它记载的一些内容，对人们传统的认知冲击太大。

我们现在公认的第一部也是最权威的正史，是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中记载帝尧年迈的时候，想要为自己选一个接班人，他的手下依次给他推荐了帝尧的儿子丹朱，还有共工和鲧，但是都被帝尧一一否决了。后来大家实在没有办法，只能向帝尧推荐了一位民间的贤才，名字叫舜。帝尧经过一番考察之后，认为舜德行端正，管理能力也强，便放心的将天下让给了舜，从此尧舜禅让便成为了一段千古佳话。

在儒家经典里，这是一个祥和美好的时代，统治权都是通过尧舜这样的禅让交给有才德的人。但是翻开《竹书纪年》，最开始的几行文字就让人大跌眼睛。

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尧舜的权力交接并非通过和谐的禅让制实现的，而是通过暴力政变：

舜囚尧于平阳

取之帝位

并且让尧与丹朱

父子不得相见

而在这段记录之后，紧接着还有一句：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

后稷是周人的祖先，可在《竹书纪年》里，他却成了舜篡夺帝位的帮凶。短短几句话，就将两位圣贤描绘成了谋权篡位的逆臣。

由于大禹治水有功，因而被帝舜选为继承人。伯益则因辅佐大禹治水，被帝舜赐姓嬴，是后来秦国的祖先。

根据《史记》的记载，大禹去世之前，将天下让给了益。但是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却比益更得民心，所以益便将帝位又让给了启。

整体来说，整个传位的过程还是相当和平的。但是《竹书纪年》中的记载却暴力的多，短短七个字：

益干启位

启杀之

向我们展现了一场血腥残暴的夺位之战。

伊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相，曾经辅佐商汤灭夏建立商朝。

根据《史记》的记载，从商汤开始，伊尹先后辅佐了五位商王。期间太甲继位后昏庸残暴，不尊汤法。为了教育太甲，伊尹将太甲关在了商汤的墓葬之地桐宫，并自己主持朝政。太甲在桐宫待了三年，彻底悔过自新，于是伊尹迎回太甲归还了政权。

伊尹是沃丁在位期间去世的，被安葬于当时的都城亳。他一生可谓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并得以善终，成为了后世臣子的典范。

但《竹书纪年》的记载，却再次呈现了历史的黑暗面。

根据《纪年》的记载，伊尹将太甲送到桐宫之后，便自立为王。七年之后，太甲从桐宫悄悄回来，杀死了伊尹。在《竹书纪年》看来，伊尹也是一位谋权篡位的逆臣。

《史记》记载，周厉王在位期间残暴不仁，导致民怨四起。厉王不但对民怨视而不见，还进行了强力的打击。当时召穆公为了劝诫厉王，讲出了那句千古名句：

防民之口

甚于防水

水壅而溃

伤人必多

民亦如之

但是厉王却一点都听不进去，最终国民苦不堪言，发动了国人暴动。周厉王仓皇逃奔于彘，太子静则被召公藏在自己家中不敢露面。

面对如此残暴不仁的君主，召公却又一次展现了忠臣的风范。他一面让自己的儿子做太子的替身帮其脱险，另一方面与周公一起，两人共同执掌朝政，稳住了朝中大局。

十四年后，厉王死于彘，召公与周公立太子静为王，即随后的周宣王。

周召二公执政的这段历史被称为"共和执政"，但是《竹书纪年》却记载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按照《纪年》的记载，所谓共和，并不是召公与周公共同执政，而是共国一个叫和的君主趁乱夺取了王权，行天子政。

《竹书纪年》又一次将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变成了暗黑版的谋权篡位。

这样对比之后很明显，对于周以前的历史，《竹书纪年》的记载和《史记》的记载，简直就是走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的黑暗，一个则极端的美好。就像是《竹书纪年》的每一条记录，都是与《史记》针锋相对的，这是为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从司马迁写《史记》说起。

从汉代开始，儒家经典的地位就不断上升。到了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汉武帝更是独尊儒术。儒家经典很自然的就成为了国家上下，人人推崇的主流思想，这是当时的大环境。

再具体到司马迁本人，他早年曾向孔安国、董仲舒等大儒学习，孔安国是谁呢？

看姓氏我们就知道了，他是孔子的第十一世孙。

董仲舒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就是他提出来的。

所以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

《竹书纪年》出土于西晋年间，司马迁肯定是没有看到过它，但是这并不代表司马迁不知道。《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内容，因为除了《纪年》，其他文献对这些事件也有记载。

例如关于尧舜禹的记载，《韩非子·说疑》中就更加直接了：

舜逼尧

禹逼舜

汤放桀

武王伐纣

此四王者

人臣弑其君者也

再例如关于启和益权力交接的记载，除了《史记》中的温和版，《纪年》中的暴力版在《战国策》中还出现了第三个版本阴谋论版：

话说当年禹把天下传给了益，但这只是为了做做表面工作。实际上，他暗地里一直培养自己的儿子启。所以后来启之所以能夺回王位，其实是禹在最开始就已经策划好的。

司马迁做《史记》博览群书，这些记载他肯定是见到过的，但是他都未采信，而是选择了主流的儒家经典。

尧舜禹禅让的美谈就是出自儒家经典之一的《尚书》，自然也得到了司马迁的青睐。

所以，与其说我们在把《竹书纪年》与《史记》作比较，不如说是在与儒家经典做比较。

时间拨回到战国时期。

战国初期魏国的相国，名字叫李悝。李悝虽然师出儒门，但后来却成为了法家的始祖。

他在魏国实施了带有明显法家色彩的改革，使得魏国迅速壮大，所以魏国后来自然是受法家思想的熏陶。

而当时的鲁国作为孔子的根据地，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儒家经典之一的《春秋》，就是鲁国的史书。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急切希望恢复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周礼时代，乃至上古的圣贤时代，以求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

所以儒家更像是一个守旧的理想派。

法家则倡导改革现有制度，以求实现国家快速的富强，所以更加偏向于是一个激进的现实派。

儒家追求的是和平过渡，法家推行强力的改革，必然也会伴随着暴力与流血。而《竹书纪年》与儒家经典，正是在各自学派熏陶下的产物。

作为服务于当朝政府的史书，其内容也就可想而知了。

联想一下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历史，作为魏国史书，《竹书纪年》的记载一方面肯定了魏国取得政权的合理性，一方面成为了法家与儒家激烈交锋的有力武器。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既然都在争鸣，各家讲出来的故事必然要服务于自家的学说。所以对于一些难以考证的事件，同时出现美好版、暴力版和阴谋论版也就不足为怪了.

著名的秦汉史研究学者李开元教授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我们可以将历史分为第一历史、第二历史和第三历史。

第一历史是史实，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第二历史是史料，是古人留下的讯息；第三历史是史书。

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划分第四历史、历史的演绎、第N历史等等。

我们现在对历史的了解大部分都来自于史书，但是没有任何一部史书是可以完全还原史实的。

现在很多人会利用同是来自于战国时期的清华简和上博简，来论述《竹书纪年》的真实性。用史书验证史书，这本身在方法上就不太合理。如果真要比较，《纪年》和《史记》哪个更可信，唯有史料能给我们答案。

对于尧舜禹这些上古时期的传说，我们几乎是没有什么史料可以用来作证的，所以孰对孰错没有定论。但是对于商朝的历史最有话语权的，不是《纪年》也不是《史记》，而是甲骨文。

《竹书纪年》记载太甲杀伊尹，但是我们却在甲骨文中，看到了大量和伊尹相关的卜辞。有些是向伊尹行祭的，例如：

乙亥贞

其又伊尹二牛？

意思是在乙亥日贞问，用两头牛祭祀伊尹吗？

另外商人还认为伊尹能够呼风唤雨，影响收成，所以还有些卜辞是向伊尹求年成的。由此可见伊尹在商人的心目中，地位是很崇高的。

这似乎与《纪年》中那个谋权篡位的逆臣形象很不符，所以可以推断，《史记》中关于伊尹的记载，可能更合乎史实.

但是反过来利用一些史料，我们也能发现《史记》中的一些记载是错误的，而《纪年》中是正确的。

不知道到这里大家能不能感觉到，在史书这个层面，我们是很难说哪部史书颠覆了历史的，最多只能是说一部史书颠覆了另一部史书的观点.

而我们通过史书看到的历史，也不过是一个画着浓妆、还带者面具的姑娘。每换一个朝代，人们就要对她重新打扮一番。

时至今日，十几部汲冢古书，仅有一部完整的流传了下来，其他的都已经全部遗失。

这唯一一部流传下来的书，名字叫《穆天子传》。

知道西王母的朋友，对这本书应该都不陌生。书中记载了周穆王西游会见西王母的故事。

聊完了《竹书纪年》，下一期我们就来聊聊《穆天子传》，看看周穆王是不是真的到了埃及
见了法老。